《吳子》又名《吳子兵法》，是戰國初期著名的法家與軍事家吳起傳世的兵法著作，早在戰國時期就和《孫子兵法》齊名，在先秦諸兵書特別是《孫子兵法》的基礎上有不少新的發展，其中提出的戰略、戰術、治軍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宋朝時更為武舉試者必讀之書。本書原文依據《百子全書》本，詳為校勘注譯，各篇均重新標點分段，有助讀者閱讀理解。書後並蒐集有與吳起及《吳子》相關的資料輯要，讀者可以藉此對今本《吳子》的思想與作者問題有進一步的認識。

導讀
　　《吳子》相傳為戰國時吳起所著。《韓非子‧五蠹》篇曰：「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可見《吳子》一書自古即與《孫武兵法》齊名，早在戰國末就已流行民間。《漢書‧藝文志》記載《吳子》共有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記為一卷，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則記為三卷。現存《吳子》只有六篇，即〈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可見《吳子》在流傳過程中大部分亡佚了。
　　《吳子》一書的作者是誰，歷來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人認為作者是吳起；有人認為是吳起的門人或幕僚筆錄而成；有人認為是戰國時人掇拾成編的；清代以來有人認為是後人偽托或雜抄而成的。要完全弄清這個問題絕非易事，這裡僅談幾點看法。
　　第一，《吳子》的作者當是吳起。吳起（？～前三八一年），衛國人，是戰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初任魯將，大破齊軍。繼任魏將，「擊秦，拔五城」，戰功卓著，被魏文侯任命為西河守，吳起在西河二十三年，整軍備武，使魏國成為當時一個強大的諸侯國。魏文侯死後，吳起受到舊貴族的排擠離間，被迫來到楚國，楚悼王重用吳起為令尹，吳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 之士。」「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使楚國又成為諸侯國中的強者。西元前三八一年，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被亂箭射殺。《史記》中有〈孫子吳起列傳〉。今本《吳子》中有些內容，與《史記》中的一些記載相吻合。如吳子曾在他的老師曾子（據郭沫若考證，曾子指曾申而不是曾參，見《青銅時代‧述吳起》）門下受業，因而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吳子》一書在論述治軍時，常涉及「仁」、「義」、「禮」、「教」等儒家學說。《史記》中記載吳起在魏、楚等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明法審令」、「廢公族疏遠者」等，這與《吳子》主張「以治為勝」、「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見〈治兵〉）的觀點相一致。《史記》中記載吳起曾與魏武侯有過一則對話：「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這與《吳子‧圖國》篇中所論及的道、義、禮、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的思想是相通的。《史記》記載：「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吳子‧治兵》篇曰：「與之安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名曰父子之兵。」這種愛兵、施恩於士卒的思想在兩書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因而可以說《吳子》是吳起在繼承前人兵法的基礎上，對以往戰爭和他自己戰爭實踐的經驗總結，現存六篇，從其記載的內容看，當是吳起在魏時所著。
　　第二，今本《吳子》六篇很可能已不是《史記》、《漢書》中所著錄的《吳起兵法》的原貌，把它看作為《吳起兵法》的部分內容是可以的。首先，《吳子》流傳甚廣，歷代人都研讀這部書，並不斷進行加工整理，因而語言較為淺顯易懂；其次，《吳子》中有些內容是他人或後人加上去的。比如〈圖國〉篇記述吳起「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勵士〉篇記述吳起作戰的經過：「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這些都與對話記錄式的文體有所不同，也不像吳起自書的語氣。因而明人胡應麟曰：「《吳起》或未必起自著，要亦戰國人掇其議論成篇，非後世偽作也。」此亦可為一說。
　　第三，認為《吳子》是後人偽托的說法根據不很充分。
　　宋代的一些學者如晁公武、王應麟等都認為《吳子》為吳起所撰，明代的宋濂在《諸子辯》中也明確肯定：「《吳子》二卷，衛人吳起撰。」清代以來的一些學者開始認為《吳子》是偽書，如姚鼐、姚際恆、章太炎以及郭沫若等，茲對其論據作一簡要分析。姚鼐說，魏晉以後才以「笳笛」為軍樂，吳起在其著作中不可能寫出「夜以金鼓笳笛為節」的話。前面已經提到，《吳子》中有後人添加的內容，〈應變〉篇中的「笳笛」應該屬於這類情況。需要指出的是，戰國末或秦漢間成書的《六韜》中已有「夜則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的描寫，說明「笳」用於軍隊的年代，並不像姚鼐說的那麼晚。姚際恆《古今偽書考》認為《吳子》「其論膚淺，自是擬托。中有『屠城』之語，尤為可惡。」黃雲眉《古今偽書考補正》也有相同的看法。其實，〈圖國〉篇中「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的「屠城」，並非屠殺城中百姓之義，而是攻陷敵城之義，不能僅從字面來理解。在〈應變〉一篇中，吳起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這些語句可以為「屠城」一語作注。郭沫若《青銅時代‧述吳起》認為：「今存《吳子》實可斷言為偽。以筆調覘之，大率西漢中葉時人之所依托。」如前所述，《吳子》與《孫子兵法》一樣，早在戰國後期就已廣為流傳，兩漢時仍然風行於世，西漢司馬遷在《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中記載說：「天子（指漢武帝）嘗欲教之（指霍去病）孫、吳兵法。」東漢班固在《漢書》中多次提到孫、吳兵法；南朝宋史學家范曄著《後漢書》，在〈馮衍列傳上〉載錄了馮衍向東漢名將鮑永提出「觀孫、吳之策」，即閱讀孫武、吳起的兵書的建議，可見從戰國以來，一直到東漢，《吳起兵法》不僅沒有失傳，而且還得到了軍事家和有識之士的重視。「西漢中葉時人之所依托」的論斷恐怕難以成立。也有學者如章太炎認為《吳子》為「六朝人偽托」。從三國時人賈翊曾給《吳起兵法》作注以及諸葛亮〈後出師表〉、《三國志》裴注引王沈《魏書》、《世說新語‧識鑒》和《晉書‧李玄盛傳》等典籍中記載的兵家學習和運用「孫吳兵法」的大量史實來看，這一說法同樣是值得商榷的。
　　總之，關於本書的作者問題，還有待作進一步的研究。我們的初步看法是，現存的《吳子》一書源於吳起，但經過了歷代的加工潤色，已非原貌。但不管是誰所著，都是前人留下的寶貴遺產，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
　　《吳子》一書中所反映的軍事思想內容很豐富，概括起來有這樣幾點：
　　一是「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戰略思想。吳起認為：政治和軍事具有內在聯繫，二者必須結合起來加以考察，不可偏廢。他一方面強調，必須在國家和軍隊內部實現協調和統一時，才能對外用兵，指出國家如有「不和於國」、「不和於軍」等「四不和」時，就不能出兵打仗。另一方面強調必須加強國家的軍事力量，提出要在強大的常備軍的基礎上，組建和訓練一支精悍的能攻善守的骨幹武裝。這就是吳起「文德」與「武備」兼重的戰略指導思想。
　　二是知己知彼，隨機應變的戰術思想。吳起繼承了孫武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思想，強調通過調查研究，掌握敵情，反對主觀臆斷。在〈料敵〉篇中強調了了解和分析敵情的重要意義，並且具體指出了有八種情況可以毫不遲疑地與敵交戰，而處於六種情況下的國家，則不可輕易與之作戰。吳起強調作戰時將帥必須根據敵情和天時、地利等情況的變化，採取隨機應變的戰略戰術。在〈應變〉篇具體論述了在倉猝遇敵、敵眾我寡、敵據險堅守、敵斷我後路、四面受敵以及敵人突然進犯等情況下的應急方法和取勝的策略。
　　三是「以治為勝」、「教戒為先」的治軍思想。〈治兵〉、〈論將〉和〈勵士〉三篇主要闡述了吳起的治軍思想。他認為，軍隊能否打勝仗，不完全取決於數量上的優勢，重要的是依靠隊伍的質量，提出了兵「不在寡眾」，「以治為勝」的著名主張。軍隊質量高的標準是：要有能幹的將領，有經過嚴格訓練的兵士，有統一的號令，有嚴明的賞罰。吳起注重選拔「良將」，重視將帥的作用和謀略，強調好的將帥應有優良的品質和作風。他十分重視部隊的軍事訓練，認為這關係到戰爭的勝敗。提出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訓練方法，以提高實際作戰能力。
　　《吳子》（《吳起兵法》）早在戰國時期就和《孫子兵法》齊名，在先秦諸兵書特別是《孫子兵法》的基礎上有不少新的發展，是一部較有價值的兵書，對後世影響很大。宋神宗年間，《吳子》被官方列入《武經七書》，頒行武學，為武舉試士者所必讀，頗受重視。現有英、日、法、俄等文字譯本。
　　這個譯注本的原文，採用《百子全書》（掃葉山房一九一九年石印本）本，並以《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本武經七書》本《吳子》參校，改正個別明顯的錯字。各篇下均重新標點、分段。

目錄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附　圖
導　讀
圖國第一
料敵第二
治兵第三
論將第四
應變第五
勵士第六
附　錄
吳起與《吳子》相關資料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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