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十分具有啟發性的方式，陳述出過去三百年來西方社會對自殺行為的探索過程。並深入淺出地地剖析了為什麼從心理學、社會學或生物化學的觀點所發展出來的各派自殺行為理論，彼此會互相牴觸，以致形成今日各學派互不溝通、各自為政的局面。
　　本書成功地綜合了各學派分岐的自殺行為理論，從而發展出一套嶄新且頗具說服力的論點，在同業間嬴得了相當的評價，曾被預言將在短期內躍昇為心理歷史學界極為重要的著作。而書中探討移民自殺行為的章節，對於海外華人以及有心移民海外的國而言，則極具參考價值。

「生死學叢書」總序

　　兩年多前我根據剛患淋巴腺癌而險過生死大關的親身體驗，以及在敝校（美國費城州立）天普大學宗教學系所講授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 ）課程的十年教學經驗，出版了《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一書，經由老友楊國樞教授等名流學者的強力推介，與臺北各大報章雜誌的大事報導，無形中成為推動我國死亡學（thanatology）或生死壆（life-and-death studies）探索暨死亡教育運動的催化「經典之作」（引報章語），榮獲《聯合報》「讀書人」該年度非文學類最佳書獎，而我自己也獲得「死亡學大師」（《中國時報》），「生死學大師」（《金石堂月報》）之類的奇妙頭銜，令我受寵若驚。
　　拙著所引起的讀者興趣與社會關注，似乎象徵著，我國已從高度的經濟發展與物質生活的片面提高，轉進開創（超世俗的）精神文化的準備階段，而國人似乎也開始悟覺到，涉及死亡問題或生死問題的高度精神性甚至宗教性探索的重大生命意義。這未嘗不是令人感到可喜可賀的社會文化嶄新趨勢。
　　配合此一趨勢，由具有基督教背景的馬偕醫院以及安寧照顧基金會所帶頭的安寧照顧運動，有了較有規模的進一步發展，而具有佛教背景的慈濟醫院與國泰醫院也隨後開始鼓動臨終關懷的重視關注。我自己也前後應邀，在馬偕醫院、雙蓮教會、慈濟醫院、國泰集團籌備的臨終關懷基金會第一屆募款大會、臺大醫學院、成功大學醫學院等處，環繞著醫療體制暨醫學教育改革課題，作了多次專題主講，特別強調於此世紀之交，轉化救治（cure）本位的傳統醫療觀為關懷照顧（care）本位的新時代醫療觀的迫切性。
　　在高等學府方面，國樞兄與余德慧教授《張老師月刊》總編輯）也在臺大響應我對生死學探索與死亡教育的提倡，首度合開一門生死學課程。據報紙所載，選課學生極其踴躍，居然爆滿，出乎我們意料之外，與我五年前在成大文學院講堂專講死亡問題時，十分鐘內三分之一左右的聽眾中途離席的情景相比，令我感受良深。臺大生死學開課成功的盛況，也觸發了成功大學等校開設此一課程的機緣，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與宗教（學）教育，通識教育等等共同形成在人文社會科學課程與研究不可或缺的熱門學科。
　　我個人的生死學探索已跳過上述拙著較有個體死亡學（individual thanatology）偏重意味的初步險段，進入了「生死學三部曲」的思維高階段。根據我的新近著想，廣義的生死學應該包括了以下三項。第一項是面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死之挑戰，表現愛之關懷的（我在此刻所要強調的）「共命死亡學」（destiny-shared thanatology），探索內容極為廣泛，至少包括（涉及自殺、死刑、安樂死等等）死亡問題的法律學、倫理學探討，醫療倫理（學）、醫院體制暨醫學教育改革課題探討，（具有我國本土特色的）臨終精神醫學暨精神治療發展課題之研究，老齡化社會的福利政策及公益事業，死者遺囑的心理調節與精神安慰，「死亡美學」、「死亡文學」以及「死亡藝術」的領域開拓。（涉及腦死，植物人狀態的）「死亡」定義探討，有關死亡現象與觀念以及（有關墓葬等）死亡風俗的文化人類學、比較民俗學、比較神話學、比教宗教學、比較哲學、社會學等種種探索進路，不勝枚舉。
　　第二項是環繞著死後生命或死後世界奧祕探索的種種進路，至少包括神話學、宗教（學）、文學藝術、（超）心理學、科學宇宙觀、民間宗教（學），文化人類學、比較文化學，以及哲學考察等等的進路。此類不同進路當可構成具有新世紀科際整合意味的探索理路。近二十年來愈行愈盛的歐美「新時代」（New Age）宗教運動，日本新（興）宗教運動，乃至臺灣當前的種種民間宗教活動盛況等等，都顯示著，隨著世俗界生活水準的提高改善，人類對於死後生命或死後世界（不論有否）的好奇與探索興趣有增無減，我們在下一世紀或許能夠獲致較有性「突破性」的探索成果出來。
　　第三項是以「愛」的表現貫穿「生」與「死」的生死學探索，即從「死亡學」（狹義的生死學）轉到「生命學」，面對死的挑戰，重新肯定每一單獨實存的生命尊嚴與價值意義，而以「愛」的教育幫助每一單獨實存建立健全有益的生死觀與生死智慧。為此，現代人的生死學探索應該包括古今中外的典範人物有關生死學與生死智慧的言行研究，具有生死學深度的文學藝術作品研究，「生死美學」、「生死文學」、「生死哲學」等等的領域開拓，對於「後傳統」（post-traditional）的「宗教」本質與意義的深層探討等等。我認為，通過此類生死學的種種探索，我們應可建立適應我國本土的新世紀「心性體認本位」生死觀與生死智慧出來，有待我們大家共同探索，彼此分享。
　　依照上面所列三大項現代生死學的探索，這套叢書將以引介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有關死亡學或生死學的有益書籍為主，亦可收入本國學者較有份量的有關著作。本來已有兩三家出版商請我籌劃生死學叢書，但我再三考慮之後，主動向東大圖書公司董事長劉振強先生提出我的企劃。振強兄是多年來的出版界好友，深信我的叢書企劃有益於我國精神文化的創新發展，就立即很慷慨地點頭同意，對此我衷心表示敬意。
　　我已決定正式加入行將開辦的佛光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陣容。籌備校長龔鵬程授屢次促我企劃，可以算是世界第一所的生死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Life-and-Death Studies）之設立。希望生死學研完所及其有關的未來學術書刊出版，與我主編的此套生死學叢書兩相配合，推動我國此岸本土以及海峽彼岸開創新世紀生死學的探索理路出來。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傅偉勵序於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講座訪問期間）

「生死學叢書」出版說明

　　本叢書由傅偉勳教授於民國八十四年九月為本公司策劃，旨在譯介歐美日等國有關生死學的重要著作，以為國內研究之參考。傅教授從百餘種相關著作中，精挑二十餘種，內容涵蓋生死學各個層面，期望能提供最完整的生死學研究之參考。傅教授一生熱心學術，對推動國內的生死學研究風氣，更是不遺餘力，貢獻良多。不幸他竟於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十五日遽爾謝世，未能親見本叢書之全部完成。玆值本書出版之際，謹在此表達我們對他無限的景仰與懷念。
東大圖書公司編輯部　謹啟

序

　　我第一次接觸自殺事件，是三十二年前我就讀七年級的時候，在音樂教室裡所聽到的一則留言。我聽說我的同班同學哈里．垂普跳軌自殺，被一輛貨運火車撞死了。是他那同樣就讀於七年級的妹妹，去指認塑膠袋裡的殘骸的——至少這是我們所聽到的，或者互相傳播的消息。被留過兩級的垂普，雖然只比我們大兩歲，但是感覺上，他似乎比他的實際年齡老成許多。和正值青春期的我們比起來，垂普的青春期似乎已經過完了。在我們學校的合唱團裡，垂普鶴立雞群的站在最後一排，他是合唱團裡個子最高大的一位男孩。在我的印象裡（我來自舒適的中產階級家庭），穿著上寬下窄釘型褲，梳著「鴨尾」頭的垂普，似乎並不屬於我們這一群。帶著一種為了掩飾內心衝擊而故作瀟灑的心態，我們這群男孩子將那段鐵路命名為「垂普交叉口」。或許，比較虛無一點的說法是，對我們這群生活在瀰漫著樂觀氣息的一九五○年代美國上流社會的小孩子而言，垂普的自殺事件，可以說是我們所遭遇的第一件負面性質的挑戰。我相信這件事情對我們每一個人都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而我之所以這麼說，並不是因為這件事情對我們產生了什麼壞影響，或者我們經常談起這件事情，而是從我們這群人所說的黑色笑話裡得到印證的。雖然我好像從未和哈里垂普說過話，但是他自殺的事，卻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成為一種揮之不去的記憶，我相信總有一天，我會領悟出隱藏在這個兒時經驗裡的真理。雖然我已經不再期望，我自己或者任何一個人，有朝一日可以充分理解或解釋自殺行為的肇因，但是我堅信，這個極端的行為-俄國小說家杜斯托耶夫斯基（Dostoevsky）一度認為，自殺行為是自由意志的終極考驗——必定和心理因素，生理因素以及社會因素有關。
　　我之所以會對這個研究課題感興趣，其理由並不特殊，因為唯有自欺欺人的人，才會否定學術興趣和早期心理衝突之間的關連性。我個人對精神病學歷史，尤其是將心理分析理論應用在歷史研究上的興趣，乃是起源於二十多年前，我應邀參加由康乃爾大學（Cornell）的赫華德．芬斯坦恩（Howard M. Feinstein）所主持的「應用心理分析理論小組」月會的時候。一九七○代中葉時，我又參加了兩次由舊金山心理分析學院（San Francisco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的約瑟夫．阿夫特門（Joseph Afterman）所主持的專題研討會，這再度激起了我對自殺行為肇因的好奇心，於是我考慮將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自殺史上。一九八一年的時候，我開始到「聖地牙哥郡驗屍室」蒐集資料，以便研究十九世紀的自殺事件，一個悶熱的八月天上午，我在那裡碰到了病理學家赫華德．羅賓（Howard Robin），他建議我不妨把研究領域擴大一點，將近期所發現的神經傳導物質複合胺（serotonin）與自殺行為之間的關係，也納入研究領域。由於我對心理分析理論情有獨鍾，因此我對這些生物化學上的解釋，抱著幾分懷疑，雖然如此，我還是加入了羅賓等人的陣營，其中包括後來去了拉河亞市（La Jolla）沙克學院（Salk Institute）的佛羅伊德．布倫（Floyd E. Broom），我和他們一塊兒申請了一筆研究經費。這使得我得以一窺布倫在行為神經病理學上的有趣發現。羅賓、布倫以及也在沙克學院工作的約翰．莫里森（John H. Morrison），使得我對心理分析理論和神經生物學之間的關係，有了嶄新的體認。本書後面的章節，可以驗證我的這番體認。
　　過去七年來，我徵詢並且收到過許多學術界和醫學界同僚所提供的寶貴意見。每一位我徵詢意見的對象，都慷慨地撥出了他們寶貴的時間，而他們所提供的意見，均相當深刻入微並且具有啟發性。在這一大群需要致謝的人士當中，我尤其感激赫華德．芬斯坦恩、裘艾耳．柯威耳（Joel Kovel）、理查．史提耳（Richard Steele）以及法蘭西斯．史泰茲（Francis Stites）。他們幾位不但閱讀了我的原稿，而且還提供了相當寶貴的意見。過去數年來，我也陸陸續續收到了安德魯．艾婆比（Andrew B. Appleby）、邁可．布耳馬虛（Michael Bulmash）、威廉．古德門（William Goodman）、威廉．艾賽耳（William Issel）、凱瑟琳．瓊斯（Kathleen Jones）、唐諾．克里普基（Donald Kripke）、羅傑．連（Roger Lane）、詹姆斯．馬丁（James K. Martin）、邁可．麥吉佛特（Michael McGiffert）、史帝芬．羅德（Stephen Roeder）、彼得．史提恩（Peter N. Stearns）和克莉斯汀．湯林森（Christine Tomlinson）等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另外，我也非常感謝卡洛．庫虛諾（Carol R. Kushner）的幫忙，雖然她是一位專業編輯人員，但是由於她既是我的配偶，又是我文章的評論者，因此她不得不運用機智和容忍，去平衡她的角色。
　　若沒有眾多圖書館和檔案管理人員的大力幫忙，我這項研究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感謝聖地牙哥郡驗屍官大衛，史塔克（David Stark）及其屬下的幫忙，使我得以查閱該郡的驗屍報告。我也很感激「聖地牙哥史蹟保護協會」，應我要求提供給我的一些十九世紀資料。「波士頓公共圖書館珍本及手抄本部門」的羅勃塔．桑西（Roberta Zonghi），則在「安德羅珍藏」（Adlow Collection）裡，幫我找到了從未公佈過的十八世紀驗屍報告。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高等法院檔案及記錄保存計劃」主任凱瑟琳．米男德（Katherine S. Menand），不但幫我找到了十六世紀的自殺文獻，而且還慷慨撥出時間，為我詳細解說波士頓市所收藏的各種資料，這使我獲益甚多。此外，「沙伐克郡法院」以及位於波士頓「新法院」裡的「社會法圖書館」中的工作人員，也幫了我許多忙。我並且非常感謝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圖書館跨館借書部門」工作人員的效率和幽默感。我尤其十分感激我的社會學同僚奧柏瑞。溫德林（Aubrey Wendling），他慷慨大方的讓我分享他所收集的，一九六0年代和一九七0年代聖地牙哥市自殺事件的原始資料。我對我的兩位研究助理，湯瑪士。渥爾盧Thomas Walsh）以及愛德華．葛翰（Edward Gorham），更是銘感五內，他們從我研究經費中所支領的微薄報酬，和他們的工作量實不成正比。
　　對我的作品出版經紀人桑德拉．迪吉克斯傳（Sandra Dijkstra）的堅持和鼓勵，也十分感激。另外，我非常幸運能夠碰到馬利．瓦捨門（Marlie Wasserman）和坎尼斯．阿諾德（Kenneth Arnold）兩位人士，他們不但是「羅特格斯大學出版社」的有力說客，同時也具有一流的專業水準。雖然一般而言，出版一本著作可以把一位本來就有點神經質的人逼瘋，但是我和「羅特格斯大學出版社」打交道的經驗，從開始接頭到最後出版，都非常愉快，該出版社一直非常支持我。最後，我還要致上我對原稿編輯辛西亞柏文。黑耳盆（Cynthia Perwin Halpern）的謝忱。她提出了一些很實際的建議和看法。
　　我很感激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研究所部門的支持，該部門提供給我的補助經費和研究旅費，使得這個研究計劃中的許多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另外，「人文科學及寫作學院」不但慷慨地支援了我一些經費，而且還特許我不必教書。我也非常感謝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地理系的芭芭拉．阿瓜多（Barbara Aguado）和羅莉莎．巴克色耳（Lorissa Boxer）為本書繪製地圖，以及加州朱拉．威斯塔市（Chula Vista）的來恩阿爾威森（Rhian Arvidson）為本書製作圖表。
　　過去十二年來，我曾經在一連串的學術會議和學術論文裡，提出過我個人對自殺行為的粗略看法。我把其中幾篇論文加以修改後，放進了本書。看過我這幾篇論文的讀者很可能會發現，我大幅修改了許多我早年的看法和結論。本書第二章中的許多內容，乃是出自原載於《醫學史期刊》第六十期（一九八六年春天）：三十六頁至五十七頁中的《美國精神病學界和自殺肇因》一文。另外，本書第二章和第七章中有一小部份內容，乃是出自原載於《學科交流歷史雜誌》第十六期（一九八五年夏天）：六十九頁至八十五頁（一九八五年由麻省理《學科交流歷史雜誌》編輯群取得版權）中的＜生物化學，自殺行為和歷史：可能性和問題＞一文。本書第四章中有關性別方面的討論（我修改了原文中的論點），則是出自原載於《女性與文化雜誌》第十期（一九八五年春天）：五三七頁至五五二頁中的＜女性與自殺行為的歷史觀＞一文。至於本書第五章中的梅利威勒．路易斯的章節，則是出自《威廉和瑪琍季刊》第三季，第三十八期（一九八一年七月）：四六四頁至四八一頁中的＜梅利威勒．路易斯的自殺行為和死亡：一件從心理分析理論的角度去探究的個案＞一文。最後，本書第六章中的部份內容，乃是取自我發表在《社會史雜誌》第十八期（一九八四年秋天）：第三頁至二十四頁中的＜美國境內移民的自殺事件：心理-社會的發展趨勢＞一文。
　　在我發表學術演講和執筆撰寫這本書的過程當中，我時常接獲非常具有建設性的批評和建議，其中有許多批評，乃是來自匿名的期刊論文評審委員。然而，我覺得我所收到的最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乃是來自我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同僚和研究班學生，十多年來，在他們不斷的鼓勵下，本書的初稿和粗略形式才得以完成。更重要的是，這些男士與女士，都懷抱著當初引誘我進入學術界的期盼之心，為此，在感謝之餘，我謹將此書獻給他們。
赫華德．庫虛諾
加州聖地牙哥市
一九八八年七月

前言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的一個下午，正在聖地牙哥近郊一座峽谷裡打獵的愛德華．葛倫威爾，在谷中發現了一具穿著整齊的年輕男屍。這具男屍的右手裡，握著一把左輪槍。驗屍官檢驗了屍體之後發現：「只發了一顆子彈，子彈命中死者的右太陽穴。」死者口袋裡有二支銀錶，二十分零錢，一枚死者的錫製肖像，以及一本小記事簿，簿裡夾著幾張署名『M.E.懷特』的名片。」懷特的口袋裡，還有一張圖書館借書證，以及一張上面寫了幾個當地公司名稱的紙條。在每個公司的後面，懷特都加了諸如：「再去」，「有希望」之類的小註。W.E.郝渥德的名字，也在那張紙條上。郝渥德在指認懷特屍體的時候表示，懷特自殺那天下午二點鐘左右，曾經到他的公司去應徵工作，但是沒有被錄用。在郝渥德的印像中，「懷特有點鬥雞眼」。驗屍官根據「死者雙手的狀況，以及紙條上的短註推斷，他（懷特）從來沒有做過粗活」。
　　馬克斯．懷特的自殺事件，只不過是一八九三年美國報紙上眾多自殺新聞裡的一宗罷了。新聞界和專家們，將自殺事件的增加，歸因於一八九三年的「經濟大蕭條」，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懷特死前幾個月，《聖地牙哥聯合報》的編輯們，有感於當時自殺風氣過盛，還特別發表了一大篇社論，指責社會大眾對這個現象漠不關心，該社論指出，「自殺的風氣實在太興盛了，由於每天報上都有這一類的犯罪新聞，以至人們對自殺新聞變得有點漠不關心。本來社會大眾對這類新聞的正常反應是——戰慄，可是現在人們對這類新聞的感覺卻是——無動於衷，有些人甚至病態的認為，自殺有理，自殺是現代生活的副產品。」馬克斯．懷特的自殺事件，似乎印證了這篇社論的說法。過去三年來，原籍匈牙利的懷特，有些時候住在他舅舅山繆．伐克斯位於聖地牙哥郡鄉下的農場裡。有些時候，為了方便找工作，他會到聖地牙哥市租間房子住。懷特曾經做過一小段時間的麵包烘焙師。由於一直找不到工作，於是懷特買了一把手槍，他決定如果到十一月七號那天還找不到工作的話，他就準備自殺。懷特在日記裡，記載了他人生最後的想法：
　　「極想得到那個工作的念頭，深深煩擾著我的心。心被吊在那兒的感覺，實在很痛苦。假如我不幸未被錄用的話，我真的不想活了。我祈禱上蒼，讓我得到那個工作，因為飢餓和死亡，都睜眼瞧著我。我對自己的歹命，感到既悲哀又絕望。
　　我真希望這世上，從不曾有我這個人。對我而言，被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忘不了山繆舅舅幫我的那些忙。對他，我是還不完的。啊！我寧願繼續受君王的統治，作他的奴隸，也不願在這塊自由的土地上受罪。
　　啊！那些滿口友情，但做的卻是另外一套的虛偽朋友，我詛咒你們！我希望你們也嚐嚐事業不順的悲哀感。我真恨你們。」
　　馬克斯．懷特自殺的這個時期，一位名叫艾密耳，德克漢（Emile Durkheim，1958-1917）的法國倫理統計學家，正著手寫一本書。這本書的主旨是，闡述為什麼懷特之類的人，自殺傾向特別高。而這本在一八九七年發表的著作《自殺：在社會學上的研究》（Suicide：A study in Sociology），為《聖地牙哥聯合報》的分析報導——真正的兇手是現代生活——添增了科學上的可信度。德克英指出，自殺行為主要有四種類型—自我本位式、利他式、異常式以及宿命論式。而他的著作，主要是在討論「自我本位式」和「異常式」的自殺行為，因為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這兩種自殺行為有增加的趨勢。馬克斯．懷特的自殺行為，似乎就是屬於這兩種類型。
　　德克漢指出，具有「異常式」自殺傾向的人，經常會感到幻滅與失望。德克漢對這類人的特質，曾經作過以下的描述：「這類人的主要特徵是煩躁不安以及憤世忌俗。有時候他們會大聲咒罵，或者用極端的字眼去譏諷人生，有時候他們會恐嚇及責備那些，他們認為應該為他們的不幸際遇負責的人。」德克漢發現，具有「異常式」自殺傾向的人，會猝然間變得比平時更加沮喪，並且對自身的某個境遇，產生一種無法自拔以及自以為是的憤怒情緒，而這股怒氣，當然會使得他們對那個境遇更覺反感。不論那個境遇是真的，或者只是出於他們的想像，導致他們自殺的動力，正是那股怒氣。這類人通常會選擇以下兩條路：「如果他覺得悲劇是由他自己造成的話，他不是把自己當成洩怒的對象，便是把別人當成洩怒的對象。如果他把自己當成洩怒對象的話，他只會殺了他自己：如果他把別人當成洩怒對象的話，他會先殺了別人或者做出某種暴行，然後再自殺。」
　　德克漢並不認為，失業等因素本身，是導致個體自殺的真正原因，這個見解和《聖地牙哥聯合報》社論主筆的看法雷同。德克漢認為：「假如產業或金融危機會增加自殺率的話，並不是因為它們會帶來貧困，因為富裕也會造成同樣的後果。造成自殺率上昇的真正因素是，社會秩序崩潰的危機，而非這種社會危機顯示在外的一些表徵。」現代社會逐漸將人們從傳統的束縛裡解放出來，而社會秩序的分崩離析，會造成「自我本位」式的自殺。德克漢指出：「當一個社會受到經濟蕭條或者暴發戶式的繁榮危機騷擾時，這個社會的道德影響力，會暫無法運行；這個社會的自殺率，也會因此驟然上升。」德克漢認為，在現代社會裡，「自我本位主義」以及「光怪離奇的社會現象」，是導致自殺行為的一般因素及特定因素；也就是說，它們是這些意外事件的肇因之一。
　　在德克漢發表《自殺：在社會學上的研究》一書的時候，維也納神經學家西格曼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正在發展一套關於歇斯底里症病原的新理論，這套理論發表後不久，便成為現代神經學上心理分析理論的基礎。假如將德克漢的《自殺：在社會學上的研究》一書，稱之為現代社會學對自殺行為研究的起點的話，那麼西格曼德．弗洛伊德的著作，尤其是《哀慟情結與憂鬱情結》（1917）一書，可謂是神經學上探討自殺行為的經典之作。
　　佛洛伊德（1856-1939）的看法和德克渶正好相反，弗洛伊德很可能會認為，導致馬克斯．懷特自殺的原因，乃是他內在心靈的衝突。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來分析，就算十九歲的懷特，的確有一些諸如失業等的外在問題，但是從表面上看起來，他的悲鳴也似乎太誇張了一點。弗洛伊德認為，自殺是抑鬱行為的一種延伸。自殺的人和具有抑鬱情結的人都具有以下的特質：「深刻痛苦的憂鬱威；對外在世界不感興趣；失去愛的能力；缺乏活力；自我意識低到只知自哀自嘆，以及一心想懲罰自己。」
　　佛洛伊德發現，具有哀慟情結的人和具有憂鬱情結的人，有一種很類似的悲傷情懷，那就是，這兩種人都經歷過失去親人的打擊。但是具有哀慟情結的人，只會覺得「世界突然變得非常貧乏空虛」，而具有憂鬱情結的人，卻會因此失去「自我意識」。具有憂鬱情結的人，不但會把「自我意識削減的極低」，他們並且會「自責、自貶，認為自己會受到他人的排斥，會受到懲罰。」此外，具有憂鬱情結的人還會像自殺的人那樣，放棄「人類以及所有生物與生俱來的求生意識」。佛洛伊德解釋，具有憂鬱情結的人之所以會產生仇視自己的心理，乃是因為他們將心中那股對去世親人所具有的壓抑性悲憤情緒，轉移到自己身上的緣故，而這種仇視自己的心態，往往會表現在外面。因此，佛洛伊德認為，自殺的人通常在早期，會產生一種抑制性的殺人慾望，佛洛伊德指出：「每一個具有自殺念頭的精神病患，都是先產生殺人衝動，然後才轉變成自殺衝動的。」
　　馬克斯．懷特的性格，似乎很符合佛洛伊德的描述。一方面，懷特曾經在日記裡指出，他「對自己的惡運，感到非常絕望。」這表示，他有一種想殺人以及被殺害的心態。懷特用「我希望你們也嚐嚐事業不順的悲哀威」這種強烈的語句，去詛咒他幻想中的敵人；懷特並且在日記裡指出，「假如我不幸未被錄用的話，我真的不想活了」，這表示，他對還沒有發生的挫折，具有玉石俱焚的打算。另一方面，懷特不但表白了自己的絕望感，同時也表示，他寧願繼續受君王的統治，他並且透露，他的自我尊嚴很低，他認為他根本不應該被帶到這個世界上來。此外，正如佛洛伊德所料，懷特的確經歷過失去至親的遽創。他的母親在他十二、三歲的時候過世了，他母親死後不久，他父親就把年紀輕輕的懷特，送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去和舅舅住。
　　雖然德克漢的論調，和佛洛伊德「自殺起因於內在心靈衝突」的論調，似乎頗不一樣，但是他們兩位的理論，其實有許多相似之處。德克漢和佛洛伊德都用「道德危機」這個字眼，去描述自殺的病因。德克漢認為，只有當馬克斯．懷特之類的人覺得，他們的個人境遇，不符合社會、文化價值觀的時候，他們才會去自殺。
　　也就是說，導致這些人自殺的原因，並不是失業、貧窮或戰爭等社會危機本身，而是這些社會危機影響了這些人和道德秩序之間的關係。德克漢發現，教育程度愈高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其自殺率也愈高。但是這個現像在猶太族裔裡，並不存在，因為猶太人的學習目的是，使自己能夠更得心應手的應付生活裡的種種掙扎，而不是深思反省，如何淨化內心的偏見。對猶太人而言，教育程度是彌補他們在法律和輿論上不利地位的一種手段。
　　佛洛伊德對具有憂鬱情結的人和具有哀慟情結的人所作的類比，則為自殺行為的肇因，提供了一些社會學上的解釋。佛洛伊德指出，具有憂鬱情結的人和具有哀慟情結的人雖然很相似，但是這兩者並不相同。具有哀慟情結的人大多會參加葬禮等哀悼儀式，而這些哀悼儀式，其實是一種具有治療作用的社會結構，它們可以幫助哀慟中的人，發洩內心的憤怒，自責和內咎情緒。誠如佛洛伊德所言，憂鬱情結和哀慟情結一樣，也是由失落戚所導致的內在情緒衝突；然而憂鬱情結不但是一種症狀，也是一種疾病。和哀慟中的人一樣，憂鬱症患者的反應和行為，也是以治療失落感為目標。雖然我們的社會與文化，通常會為哀慟中的人，提供一套有系統的哀悼結構，但是它們甚少為承受了遺棄，失業等嚴重失落打擊的人，提供任何安慰。因此佛洛伊德大膽地建議，自殺的人當中，有許多是缺乏適當的文化結構去發洩心中失落威的「哀慟者」。
　　佛洛伊德的理論暗示，導致一個人自殺的原因，不是失落事件本身，這些事件所引起的慣性失落感，才是決定一個人是否會走上自我滅亡道路的原因。
　　從這個角度來看，德克漢派及弗洛伊德派的理論，雖然表面上看起來背道而馳，但是其實這二套理論，可以攜手為自殺病因的心理文化分析研討方向，提供一個豐饒肥沃的起始點。而這件事情之所以沒有發生，尤其是沒有發生在美國，一方面是由於理論上的衝突，另一方面則是歷史環境使然。
　　除了德克漢和佛洛伊德的推論之外，德國精神病學家艾密耳克雷波林（Emil Kraepelin。1856-1926），也在同時期提出了一套解釋自殺病因的理論，而克雷波林的理論，既不依恃文化因素，也不依恃心理因素。克雷波林認為，造成沮喪症（depressive disorders）的原因是身體機能的失調現象。克雷波林可謂是精神病學界身體學派（Somatic Sc​​hool）裡，最具有影響力的發言人。克雷波林反對德克漢所提，「只要減輕外在壓力，就可以減少自殺事件」的假說，由於克雷波林對沮喪症的生理病因十分有把握，因此他也完全不贊成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
　　假如克雷波林讀過馬克斯．懷特的日記的話，他的看法必然和德克漢以及佛洛伊德大不相同，克雷波林根本不會太重視懷特日記裡的實際內容。對克雷波林而言，懷特表達思想的方式，比懷特所寫或所說的實際內容，要重要的多。克雷波林的關注焦點，和德克漢以及佛洛伊德完全不同。克氏會希望知道，懷特在別人面前如何表現他自己；懷特以前有沒有經驗過使他產生沮喪和狂躁情緒的事情；以及懷特的家族裡，有沒有人患過沮喪症。
　　佛洛伊德企圖從病人的思維和夢境裡去解讀病因，而克雷波林的看法和佛洛伊德完全相反，克氏堅認，思想的表達方式比思想的實際內容重要的多。克雷波林認為，與其徹底檢查夢境之類的個體異常現象，還不如鼓勵精神病學家，集中精神去研究各個病人的異常症狀和異常肇因，有那些異同之處。根據這個理論模式，克雷波林將憂鬱症（melancholia）等單一性沮喪症，以及狂躁症（maniacal depression）等再發性沮喪症，作了一個區別。克雷波林同意，憂鬱症通常是（但非總是）由「外界影響」造成的，比方說，由近親去世所造成的情緒衝擊等等。雖然有些時候，憂鬱症會導致自殺行為，但是狂躁症患者的自殺傾向更大，因為狂躁症是一種再發性的情緒異常現象。由於狂躁症的情緒異常現象，是由生理因素造成的，因此即使沒有明確的理由，它也會發作。克雷波林指出，「狂躁症這種精神病，源自某些人的天性，以及他們的家族。」克雷波林認為，心理分析家如果錯把狂躁症誤診為憂鬱症的話，可謂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雖然精神病這門科學，尚未找到導致狂躁症的特定病因，但是克雷波林警告業者，切勿受佛洛伊德等派學說的誤導。
　　以馬克斯．懷特的自殺事件為例，克雷波林極可能會推測，導致懷特自殺的原因，不是社會文化的撞擊，或者內在心靈的衝突，而是因為他患了狂躁症。另外，克雷波林也很可能會從驗屍官的驗屍報告裡，找到支持他這種推測的證據。驗屍官在驗屍報告裡指出，懷特經常感到昏暈無力，懷特並且跟朋友和同事抱怨過，他常常覺得意志消沈。
　　假如克雷波林還活著的話，他一定​​會認為，神經科學界的近期發現，證實他的眼光的確很精準。由於刺激神經作用的藥物，成功的治療了各種精神病，因此引出了一系列探討沮喪症和神經傳導化學物質異常現象之間關連性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這方面的研究發現，自殺的人，其神經傳導物質裡的複合胺濃度，比常人低。此外，神經生物學似乎為克霍波林的門人，提供了對付心理分析理論的利器。「腦塑性」方面的研究發現，人剛出生的時候，腦神經細胞其實尚未發育完全，出生後的頭兩年裡，腦神經細胞會快速增加，而腦神經細胞的發育，會一直持續到十二歲左右才停止。由於記憶的傳送與貯存，與腦神經細胞的發育息息相關，因此神經生物學家指出，人類根本不記得幼兒期的事情。這是為什麼有些神經生物學家認為，幼兒期的失落經驗，很可能根本就沒有貯存進腦的記憶庫裡，而不是像心理分析理論所說的，被壓抑在記憶的深處。
　　由神經精神病學界對心理分析理論的批評，我們不難看出，學術專門化的結果，使得彼此競爭地十分激烈的各個學派，只顧忙著互挖牆角。以自殺行為研究為例，各個學派在互挖牆角之餘，反而忽略瞭如何解決這個研究課題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即是，不同的人在相似的情況下為什麼有些人會自殺，有些人不會自殺？任何一套企圖解釋自殺病因的理論，都必須討論這個問題。可惜的是，雖然經過一個世紀的爭執，德克英、佛洛伊德以及克雷波林的門人，仍然提不出比他們師傅的理論更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個人認為，這個難題最主要的解決障礙是，由德克英、佛洛伊德和克雷波林三人的理論衍生出來的一大堆專業化和專門化理論。
　　德克英、弗洛伊德和克雷波林之前的學者，並不認為自殺行為是由某種特定因素造成的。他們認為自殺行為和其他疾病一樣，也是由情緒，體質和生活習慣的失調所導致的。一個人的整體生活和情緒起伏，是造成他身心失調的原因。對十九世紀的醫生而言，精神層面的問題，只是白殺因素的一部份而已。那時候，具有自殺傾向的人，得接受藥理、社會和心理三方面的綜合調理，當時的業者把這種綜合治療法稱之為「精神治療法（moral treatment）」。
　　到了一八九○年代時，細菌學的問世以及社會科學的竄起，使得人們對折衷性診療法產生了疑問，而各個學派對自殺肇因所具有的共識，也因此被打散了。主張用特定病因去解釋社會行為的新興學派，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緊隨一八八0年代的細菌學之後竄起的​​各個專業學派，使得精神治療法看起來更不科學。在飽受嘲諷和貶謫的情況下，醫學界的業者，終於放棄了精神治療法。二十世紀初期的精神病學家——不論是身體派或是心理分析派——都愈來愈趨向於用疾病模式去診斷和治療病人，因為他們認為，自殺行為和其他生理失調現象一樣，乃是由特定因素造成的。
　　雖然美國的社會學家強調，導致自殺的原因，是社會上的分崩離析現象，不是生理或心理問題。但是美國的社會學家，也採用了一套疾病模式，去表達他們的理論：都市化以及社會上的分崩離析現象，造成了各種社會病，如果不加以注意的話，它們會導致自殺。
　　諷刺的是，這種對特定因素的信仰，卻使得醫學、心理學和社會學，在行為模式的理論上，出現彼此對立競爭，甚至相互抵觸的局面。而學術專門化的趨勢，更使得任何企圖從綜合角度去分析人類行為的說法，都受到不科學或外行的譏評。
　　各學派對自殺肇因解釋的惡性競爭，適足以說明，學術分化在人類行為的研究上，造成了多麼大的影響。由於這些專家的事業，甚至可以說整個學派，都建立在這些互相矛盾的理論上，因此他們反對綜合以及跨領域的研究方式，而他們反對之烈，實已超越了專業領域內正常的保守作風。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文化、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學派，像美國劃分的那麼明確、徹底。而原本就相互競爭的德克英、弗洛伊德和克雷波林三派理論，又使得本已四分五裂的美國各專業領域，彼此競爭的更厲害。十九世紀時，社會學、心理分析學以及神經精神病學的問世，一度激發起美國人對自殺行為綜合性研究方向的興趣。然而學術專門化在美國境內大行其道之後（美國各學派在界線的劃分與保護上，比歐洲更嚴格），各學派的分裂情況變得更形嚴重。德克英、佛洛伊德和克雷波林推翻了十九世紀學者對自殺行為理論的共識。那就是，情緒異常和自殺行為都是由環境、心理和生理因素共同造成的，而他們的美國傳人可以說是一群冷酷無情地追求學術專門化的專家。他們滿懷嫉妒地捍衛及保護著自己的疆界，不讓任何企圖跨越公定專業界線的人，越雷池一步。
　　我認為，學術專門化和堅持特定病因這兩個因素，為跨領域的研究方式，樹立了重重障礙。而固守這兩個信條的結果是，自殺肇因的最基本問題，根本不可能獲得解決。《美國人與自殺》一書的目標是，證明社會學、心理分析學和神經生物學上對自殺病因的分歧解釋，彼此其實互補而非互斥。而唯有結合文化、心理和生理三個層面的智慧，才可能為德克漢、佛洛伊德和克雷波林三個人引出來的問題，找到圓滿的答案。
　　《美國人與自殺》共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的內容是，描述十七世紀迄今的美國人，對自殺行為的看法。這一部份的內容顯示出，造成美國專家對自殺行為產生分歧見解的，不是科學邏輯，而是學術專門化及專業化的趨勢。第二部份是四篇具有連貫性的論文，在這個部份裡，我提出了一個新模式，我將社會學、心理分析學和神經生物學上有關自殺行為的分歧理論，結合成精神文化生物學。這個精神文化生物學模式，可以說為自殺行為最根本的問題——在同樣的情況下，為什麼有些人會自殺，有些人不會自殺？——提供了最可能的解決途徑。
　　我以北美洲人為對象，分析了一下自殺心理，我並且把北美洲人和其他西方人的自殺行為，作了一個比較。美國人，或者西方人的自殺病因，雖然並不特殊，但是美國人對自殺病因的某些研究經驗，證明了這方面的研究是值得從事的。我希望對其他文化的自殺行為研究感興趣的人，可以從我的研究調查裡，找到一些相關性和異同處。
　　我之所以用清教徒作為本書的開頭，是因為他們是第一批用系統化的方式，完整的解釋自殺因素的美國人。另外，清教徒也和後來的精神病學家與社會學家一樣，公開討論造成憂鬱症和自殺行為的原因。雖然清教徒使用的詞彙，和我們不太一樣，但是清教徒關切的幾個重點——個人責任、精神病和社會環境的分崩離析——卻充滿了現代觀。

目錄

「生死學叢書」總序
序
插圖及地圖
附表
前言
第一部份　從撒旦到複合胺
　第一章　從罪惡到疾病：美國人在自殺觀念上的轉變（一六三○-一八四三年）
　第二章　精神治療法的起落（一八四四-一九一七年）
　第三章　學術專門化的趨勢及代價（一九一七-一九八八年）
第二部份　自殺行為的心理文化生物學導向
　第四章　官方統計資料及其文化意義
　第五章　兩種策略
　第六章　自殺行為的心理文化意義
　第七章　邁向心理文化生物學
　第八章　結語

插圖及地圖
　插圖
　　圖3.1　神經線連接兩個神經單位圖
　　圖3.2　胞突隙縫
　　圖4.1　聖地牙哥郡男，女自殺比例圖，1880-1972（每十萬人中的自殺人數）
　　圖4.2　費城男，女自殺比例圖-1868-1971（每十萬人中的自殺人數）
　　圖4.3,4.4　奴德的自殺企圖
　　圖4.5　加州青少年和老年人自殺率比較圖1980-1984（男性，每十萬人中的自殺人數）
　　圖4.6　美國青少年自殺比例圖（15-24歲）1977-1985
　　圖6.1　美國境內在外國出生者的自殺比例圖，1959（每十萬人中的自殺人數）
　　圖6.2　各國自殺比例圖，1880-1978（每十萬人中的自殺人數）
　　圖7.1　神經單位早期成長圖
　　圖7.2　腦海馬體和腦扁桃體
　　圖7.3　複合胺迂迴圖
地圖
　地圖6.1　美國各地區自殺比例圖，1880
　地圖6.2　美國各地區自殺比例圖，1918-1922
　地圖6.3　美國各地區自殺比例圖，1960
附表
　表2.1　紐約的自殺比例，1805-1839
　表2.2　歐洲主要城市的自殺比例，1813-1834
　表4.1　聖地牙哥郡男，女自殺率，1880-1972
　表4.2　聖地牙哥郡不同自殺方式的男，女自殺率，1880-1972
　表4.3　聖地牙哥郡舉槍自殺的男，女比例，1880-1972（每十萬人中的自殺人數）
　表6.1　美國各大都市的自殺比例1891-1895
　表6.2　以出生國為標準的各城市自殺比例表（每十萬人中的自殺人數）
　表6.3　以出生國為標準的舊金山市自殺表1938-1942及1948-1952
　表6.4　1880年以後的各國自殺率比較（每十萬人中的自殺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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