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藝文志》記載西漢時有齊、魯、韓三家今文《詩經》學，皆列於學官。自東漢鄭玄以《毛詩》為主作《箋》，受世人所宗，三家《詩》便逐漸消亡，僅存十卷《韓詩外傳》流傳後世。其書並非一般解釋字義的訓詁之作，而是「推詩人之意」的思想性論著。書中引錄三百餘則史事、故事或寓言，每則文後雜以作者韓嬰之議論，再引《詩》句以為佐證。所傳達的思想以儒家為主，特別是受《荀子》的影響最深，也雜有部分道家、名家的思想，凸顯了《詩經》解釋中的道德取向，也是先秦至漢「賦詩」、「引詩」傳統的代表著作。本書正文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據，參考各家注述，詳為注譯評析，以供今人深入研讀之用。

導讀(節錄)

　　關於《韓詩外傳》的體裁，一般認為它與《詩經》的解釋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在全書之中，其所引《詩經》中的詩句只處在一個次要的地位，作為書中每一章所說故事或者道理的佐證而存在。所以《漢書‧藝文志》中批評三家詩的風格時說：「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魯詩較為平實，可能與原意較為接近，但總體上班固都將它們看成是一種「取《春秋》」的以史證經之體，或者只是「雜說」，而與《詩經》的「本義」相去較遠。魯、齊兩家的著作皆已亡佚，無從取證；《韓詩外傳》的基本寫作格式便是先講一則史事或者寓言，或發表一些議論，然後再引詩為證。這種引詩的風氣是先秦時代諸子著作中常見的一種方法，如《孟子》、《荀子》都在這方面有很多的例子，而以《荀子》中最多。
　　《韓詩外傳》受到荀子的影響極明顯，其中引用或者改寫自《荀子》的內容多達五十四章。因此和《荀子》一樣，「引詩」也是《韓詩外傳》與《詩經》的最突出的關係。這種「引詩」之風的源頭可以上溯到春秋「賦詩」的時代，以及孔門論詩的影響，屬於先秦《詩經》學中一個顯著的現象。
　　孔子將《詩》作為自己講學的教材之一，從《論語》中的記載來看，其「引詩」的傳統實際上是和「賦詩」有相通之處。如《論語‧學而》中記載：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又如《八佾》：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貢、子夏這裏所引的詩，實際上還是一種比喻或者「斷章取義」的用詩辦法。而其重要意義在於，自孔門對於《詩經》的研習開始，既啟發了後來「引詩」的風氣，同時也指明的《詩經》解釋中的道德方向。
　　這種「賦詩」和「引詩」的風格，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說，相當於艾倫‧塔特（A‧Tate）所說的詩歌「張力」（tension）的範疇，或者可以說是一首詩所可能被解釋的「詩域」，在此「詩域」的範圍之內，所有的理解都是可以接受的。徐複觀《〈韓詩外傳〉的研究》一文中也提到：
　　由春秋賢士大夫的賦詩言志，以及由《論語》所見之詩教，可以瞭解所謂「興於詩」的興，乃由《詩》所蘊蓄之感情的感發，而將《詩》由原有的意味，引申成為象徵性的意味。象徵的意味，是由原有的意味，擴散浮升而成為另一精神境界。此時《詩》的意味，便較原有的意味為廣為高為靈活，可自由進入到領受者的精神領域，而與其當下的情景相應。儘管當下的情景與《詩》中的情景，有很大的距離。
　　因此，諸子之中「引詩」的情況，可以看作是「賦詩」傳統的一種繼承和延續，「引詩」中的詩句所出現時的意義，在一般情況下，只是作為一種佐證而存在，同樣也具備「斷章取義」的特性

目錄

導讀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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